性别研究专题
社会决定抑或身材筛选？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性别化因果关系
（照片为作者本人提供）
吴菲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刊于《社会》2021年第2期
摘 要：已有众多研究揭示了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关系的性别差异：对女性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肥胖的可能性越低；对男性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可能肥胖。这种性别化的相关关系可能有两种来源：“社会决定假设”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肥胖的根本性原因，因果方向由社会经济地位指向肥胖；相反，“健康选择假设”认为劳动力市场会根据人们的身材进行筛选，因果方向由肥胖指向社会经济地位。本文旨在借助CFPS2010、2012、2014、2016数据的成人样本，使用动态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性别异质性，以区分“社会决定”和“ 身材筛选”两种假设在男性和女性中的相对影响。分析结果证实了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因果关系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对男性而言，已有研究中发现的正向相关同时来自“社会决定”和“身材筛选”过程；对女性而言，已有研究中的负向相关主要来自“身材筛选”过程。
伴随着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我国人民在生活领域也经历了营养转型的过程，从缺少营养、体力活动为主转变为高热量膳食为主、体力活动减少的生活方式（Popkin and Gordon-Larsen，2004）。生活方式的转变对公众健康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有研究指出，2013年，我国有27个省份死亡的第一大病因是心脑血管疾病（Zhou，et al.，2016）。肥胖作为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及外显信号（Van Gaal，et al.，2006），在过去几十年呈明显的普及化过程。非传染性疾病风险控制协作组织（NCD-RisC，2016）对全球200个国家肥胖趋势的分析显示，1975年到2014年，中国肥胖男性人口增加了62倍，肥胖女性人口增加了27倍，成为全球肥胖人数最多的国家。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研究肥胖的影响因素对于促进健康中国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中，肥胖的影响因素既包括先天禀赋，如基因（Locke，et al.，2015），也包括各类健康风险行为，如高脂膳食（Buettner，et al.，2007）、饮酒（Wannamethee，et al.，2004）、缺乏运动（Blair and Brodney，1999）、睡眠不足（Patel and Hu，2012）等。在上述先天及行为性的影响因素之外，最受社会学家关注的影响因素是社会经济地位（SES）。自凡勃伦提出骑士时代女性的苗条身材是其地位的象征（转引自Sobal and Stunkard，1989：260）以来，大量研究聚焦于探析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关系。相关研究成果既揭示了一些普遍模式，又提出了新的挑战。整体而言，学者们发现在众多社会中，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但这种相关存在异质性：在发达国家或就女性而言，负向相关更加显著；而在发展中国家或就男性而言，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之间没有显著关系，甚至呈现正向相关（Goldblatt，et al.，1965；Monteiro，et al.，2004；McLaren，2007；孔国书、齐亚强，2017；Newton，et al.，2017）。遗憾的是，上述研究对社会及性别异质性的分析大多停留在描述层面，或者只是一些猜想性的假设，缺乏进一步的机制性探索。其主要原因在于确立因果方向面临的挑战——即使同样方向的相关关系也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作用机制：或是社会决定论假设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肥胖，或是健康选择论认为的肥胖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或是未观测到的第三变量导致的二者间虚假相关。不仅如此，以上因果机制对男性和女性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仅依赖相关性分析不仅无法对社会经济地位和肥胖的关系有实质性的认识，更无法对该关系的性别异质性提出有效的解释。与近十年学术界认识到的一样，对健康不平等的研究亟待从相关性分析拓展到因果关系的确立（Kawachi，et al.，2010；Braveman，et al.，2011）。已有不少国外研究对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Foverskov and Holm，2016；Lynch and Hippel，2016；Hoffmann，et al.，2019），然而仍然缺乏对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因果关系的研究。相比之下，国内的健康不平等研究大多仍局限于基于横截面数据的相关性分析（胡安宁，2014；焦开山，2014；王甫勤，2011，2017），少数检验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关系的研究只呈现了相关关系（孔国书、齐亚强，2017）。作为对上述“从相关到因果”转型的回应，本文试图从肥胖这一社会关联性较强的健康后果切入，结合长期追踪调查及动态统计模型，对已发现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相关性背后的因果机制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目标是检验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因果关系方向及其性别异质性。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2014和2016年的个体层面追踪数据，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结构方程模型，对我国城镇成年居民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因果关系进行系统考察，并对该因果关系的性别差异进行检验，以期为“社会决定论”和“身材筛选论”的相对适用性提供经验证据。
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威胁（Grundy，1998），学界很早就将肥胖作为一种引发代谢性疾病的风险因素。相较于正常人，肥胖人群更可能患有心脑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Bhaskaran，et al.，2018）。不仅如此，以下特征使肥胖相比其他健康后果更具社会关联性：（1）高度的社会嵌入性。无论是社会对体型的规范（Grundy，1998）以及由此产生的身材筛选，还是社会因素影响肥胖的众多路径，抑或由肥胖带来的社会心理后果（Luppino，et al.，2010），都使得对肥胖异质性的理解无法离开其产生的社会背景。（2）显著的性别差异。性别规范作为外在于一般生理过程的因素，对肥胖形成及其后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Hammarström and Janlert，2005；Puhl and Heuer，2009），这也为分离先天的个人特征与后天的社会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机会。（3）慢性的负面后果。极端的肥胖会给生活带来明显的不便，而一般的超重及肥胖不像疼痛或者器官功能受阻那样引起人们的警觉，意味着肥胖更可能受到社会及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肥胖是众多疾病中对社会经济条件较为敏感的健康后果之一。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和肥胖关系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话题。笔者检索到的最早一篇对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分析的文章由戈特布莱特等人发表于1965年，通过对中镇1600余名被访者的数据分析，该研究发现被访者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Goldblatt，et al.，1965）。随后，梭伯和斯坦卡德（Sobal and Stunkard，1989）在其开创性的综述中更为全面地勾勒了该领域的一些核心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负向相关在女性群体中或在发达国家内更加显著，不同社会对于肥胖和苗条展现了较为一致的价值观，健康行为及社会流动等构成了连接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可能机制。后续研究大多基于欧美社会，多数验证了相比于低SES的群体，高SES群体肥胖的可能性更低（Everson，et al.，2002；Paeratakul，et al.，2002；Wardle，et al.，2002；Zhang and Wang，2004；Christensen and Carpiano，2014）。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也揭示了一些重要的异质性。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群，肥胖的可能性越高（Monteiro，et al.，2004；Seubsman，et al.，2010）。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正向相关会转为负向（Pampel，et al.，2012）。对这些不一致的结论有不同的解释：早期的学者将其归因为贫穷国家中的食物匮乏，生存本能使人们在面临食物匮乏的挑战时设法进食更多热量，积蓄脂肪，整个社会因此以肥胖作为社会声望和具有吸引力的象征（Sobal and Stunkard，1989；弗伦奇、格莱博，2012）。除了不同社会的异质性，已有研究还发现了基于性别的不一致：女性在肥胖上比男性具有更加统一的社会经济梯度，低SES的女性相较于高SES的女性更可能肥胖（Goldblatt，et al.，1965；Giskes，et al.，2008）；对男性来说，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不存在显著相关，高SES甚至还会增加肥胖的风险（Levasseur，2015；Yiengprugsawan，et al.，2016）。身处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转型期，中国民众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关系也受到了关注。尽管大多数研究仍局限于地方性样本（Xiao，et al.，2013；Pei，et al.，2015；Zhang，et al.，2017），或者着眼于对横截面关系的探索（孔国书、齐亚强，2017），但仍对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相关关系得出了一些结论，验证了基于其他社会的发现。例如，大多数研究发现，就女性而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肥胖及超重的可能性越低；就男性而言，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意味着更高的肥胖可能性（Xiao，et al.，2013；Pei，et al.，2015；孔国书、齐亚强，2017；Zhang，et al.，2017）。进一步的探索则揭示了非线性关系，体现了转型社会的特色。例如，孔国书、齐亚强（2017）发现，相较于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具有最高的肥胖风险。有研究（Bonnefond and Clément，2014）通过进一步的验证提出，在中产阶层内部，属于新中产（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的专业人士、行政管理者、白领）的男性相较于贫穷阶层更可能超重，但更不可能肥胖。这些发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肥胖”的模式有所不同，凸显了研究转型国家中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关系的必要性。
比上述异质性发现更复杂的问题是因果关系的模糊，已有的大量研究得出的是基于横截面数据的相关性结果，在因果推断上面临“反向/双向因果”及“未观测到的混淆性偏误”两个挑战。首先是因果关系方向确立的问题。根本性原因（fundamental causes）理论认为，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通过资源、知识、社会心理因素等路径降低了肥胖的可能性（Laaksonen，et al.，2005；Link，et al.，2008）。健康选择理论则认为，地位获得过程中基于肥胖状况的筛选才是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相关背后的原因，因而因果方向应该从肥胖指向社会经济地位（Shimokawa，2008；Pan and Qin，2013）。除因果方向不明以外，还有第二个挑战，即混淆性偏误的可能。禀赋假设认为，一些其他特征如基因、个人性格、家庭背景等因素同时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和肥胖（Kim，2016；Smith，2016），因而，现有的基于横截面数据得出的结论可能是虚假相关。任何有效的政策干预都需倚赖可信的因果关系的确立，从相关关系深入到因果关系是一条必经之路。在已有研究中，对因果关系进行探索的早期尝试集中在使用生命历程视角估计长期影响。不少研究检验了儿童及青少年时期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成年后肥胖的关系，这些研究大多基于发达国家，发现个人早期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成年后肥胖的可能性越高，对女性而言尤其明显（Langenberg，et al.，2003；Giskes，et al.，2008；Heraclides and Brunner，2010；Malhotra，et al.，2012；Muraro，et al.，2016）。然而，为数不多的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拉蒂（Lartey，et al.，2019）基于加纳成人样本的研究发现，儿时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人们成年后肥胖或超重的可能性反而越高。作者将其归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更可能负担得起西式餐饮，增加了子女摄入高热量食品的可能性，由此提高了其成年后肥胖的几率。基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如巴西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发现（Muraro，et al.，2016）。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大多是在社会决定论的框架下进行的。尽管长期效应模型可以考察基线测量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后期肥胖的影响，但并未彻底克服反向因果的难题。有学者（Kawachi，et al.，2010）指出，这是因为在基线测量之前人们的健康状况很可能影响基线调查时其社会经济地位。即便研究者测量了更早期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状况，仍然需要面对二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的可能。因此，需要更严密的研究设计来进行因果推断，按照因果关系的强弱可分为以下三种：（1）直接干预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实验；（2）社会经济地位的外生性变化的准社会实验；（3）基于追踪数据并仔细控制了混淆变量的观察性研究。就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因果关系这一议题而言，使用社会实验或准实验研究设计的文献并不多。阿吉（Akee，et al.，2010）发现，青少年时期的外生性收入转移对贫穷青少年成年时的身体质量指数（BMI）有正向影响。此外，大多数因果探索使用的是基于追踪数据的观察性研究，提供了两种因果方向的证据。一方面，从社会决定论出发，借助追踪数据的优势使用个体层面的固定效应模型，学者们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尽管其在社会间和性别间呈现异质性（Levasseur，2015）。另一方面，从健康选择论出发，关注个人BMI等肥胖指标对其之后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Susan and Sanders，1993；Jusot，et al.，2008；Shimokawa，2008；Pan and Qin，2013）。研究发现，就女性而言，身材肥胖会增加其失业的可能性（Jusot，et al.，2008），降低其社会经济地位（Hammarström and Janlert，2005；Conley and Glauber，2006）。综上，尽管已有研究在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因果关系检验上已取得一定成果，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已有研究大多局限于单方向的探索，而社会决定和健康筛选很可能是同时进行的过程，这种双向因果仍未得到检验；其次，除少数研究使用双胞胎数据（Conley and Glauber，2006）或个人固定效应模型（Levasseur，2015）外，鲜有研究有效控制了混淆性偏误的影响，不利于因果推断；最后，大多数研究只关注了单维度的社会经济地位，例如收入（Kim and Von dem Knesebeck，2018）或就业状况（Jusot，et al.，2008），未能考察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多维度指标的特征。因此，本文基于个体层面的追踪数据，在控制基线相关混淆变量的基础上，借助交叉滞后面板模型考察多维度SES与肥胖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及其性别差异。
（三）性别化的因果关系：女性的肥胖歧视和男性的地位惩罚
从探讨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关系伊始，研究者就发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负向相关在女性中更加明确和显著，而在男性中更弱（Goldblatt，et al.，1965），甚至为正向（Sobal and Stunkard，1989）。这种相关关系上的性别差异被随后的研究持续验证，不仅出现在经济发达的国家（Ball，et al.，2002；Wardle，et al.，2002；Zhang and Wang，2004），也出现在中等收入国家如巴西（Yiengprugsawan ，et al.，2016），或经济转型国家如中国（Xiao，et al.，2013；Pei，et al.，2015；孔国书、齐亚强，2017）。多数研究者认为，如此一致的性别差异根源于针对女性的肥胖污名化，认为女性苗条才是理想身材，代表有吸引力和健康；肥胖则意味着懒惰、贪吃、意志力薄弱以及不健康。相较于男性，女性受肥胖污名化的影响更大，甚至女性本身也更接受这种社会规范（Sobal and Stunkard，1989；Lewis，et al.，2011）。不仅如此，这种对肥胖的偏见十分普遍，广泛存在于劳动力市场、教育、医疗、个人交往等领域，对当事人的影响不可忽视（Puhl and Heuer，2009）。针对女性的肥胖污名化如何转化为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关系的性别差异？已有研究分别从不同的因果方向给出了解释。一方面，在社会决定框架下，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肥胖，高SES的女性更有资源和动力改变健康行为，进而拥有社会推崇的苗条身材。与低SES的女性相比，高SES的女性更有减肥意愿（Luo，etal.，2005），饮食习惯更健康（Ball andCrawford，2005；Reagan and Hersch，2005），更可能采取体重控制措施（Jeffery and French，1996），也更可能参加体育锻炼（González，et al.，2014）。另一方面，在健康选择框架下，肥胖影响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劳动力市场及婚姻市场会根据女性的身材进行筛选，使肥胖的女性难以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例如，众多研究发现，肥胖的女性更不可能获得工作机会（Morris，2006），收入更低（Cawley，2004），甚至更难进入婚姻（Susan and Sanders，1993）。相比之下，男性的体重、体脂率和肥胖类别对其收入（Cawley，2004；Shimokawa，2011）或职业（Hamermesh and Biddle，1994）的影响都弱于女性。与女性相比，对男性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之间的正向关系的解释更具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学者们在中低收入国家如巴西（Yiengprugsawan，et al.，2016）和泰国（Seubsman，etal.，2010）都发现了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之间的正向相关。有学者从文化视角提出了解释：与社会对女性“瘦即为美”的身材规范不同，男性的强壮甚至是超重被认为是有权力、有威严的象征（Xiao，2013；Pei，et al.，2015；孔国书、齐亚强，2017）。然而，这种文化解释并没有清楚勾勒出社会经济地位对肥胖产生影响的具体路径。一些对因果关系进一步探索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从社会决定视角出发，勒瓦瑟（Levasseur，2015）基于长期追踪数据以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在墨西哥，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男性比低SES的同伴们肥胖的可能性更高，他将原因归结为久坐的职业、长时间工作和慢性压力。从健康选择视角出发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学者发现BMI对男性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影响呈倒U形（Morris，2006；Pan and Qin，2013），体重过轻的男性更可能被认为营养不足、生产力低下，因而遭受了工资惩罚（Shimokawa，2011）。另外一些学者发现，BMI对男性的职业获得存在正向影响，但该影响在BMI>=30时变得不再显著（Morris，2006）。综合已有研究对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之间因果关系的发现及其性别差异，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1 （社会决定）：社会经济地位对肥胖的因果性影响在女性中为负向，在男性中为正向。假设2 （身材筛选）：肥胖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因果性影响在女性中为负向，对男性的影响为正向或不显著。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共4次调查。CFPS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自2010年开始，每两年对基线样本进行追踪，目前开放的数据更新到2018年。2010年的基线调查访问了25个省份、14960个家庭中的33600个成人，2010年至2016年四期调查平均的追访成功率超过70%。每一期调查均收集了被访者的身高、体重、详细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健康行为以及基本的人口学变量信息。这些信息为笔者进行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关系的动态考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美中不足的是，6年的时间跨度对于捕捉长期关系略显不足。然而，正如下文所展示的，在经济社会快速变迁的中国，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肥胖状况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因此有足够的异质性供我们探析因果关系。本文使用的样本为基线成人样本在随后的三期调查中至少被追访过1次，且在分析涉及的变量上无缺失值的个案，包含46103人次的女性样本，43802人次的男性样本。每一年的个案数因样本流失和变量缺失有所不同，具体情况如表1、表2所示。
（二）测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肥胖，按照已有研究惯例（Zhang and Wang，2004；Pampel，et al.，2012；孔国书、齐亚强，2017），本文选择了两种测量方式：首先是连续性变量BMI，以对肥胖进行整体性描述；其次是肥胖类别，以捕捉肥胖的临床医学含义。具体分类按照我国疾病防控中心基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进行的修订（Chen and Lu，2004），将BMI分为偏轻（BMI<=18.5）、正常（18.5<BMI<24）、超重（24<=BMI<28）和肥胖（BMI>=28）。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社会经济地位。现有肥胖研究中大多提到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多维度概念（Levasseur，2015），而各维度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并非总是一致的（Ball，et al.，2002）。此外，不同维度对健康影响的机制也有所不同。例如，教育更多的是通过与健康相关的知识促进健康，职业通过工作场合影响身心健康的风险因素起作用，收入则通过影响支付能力进而影响健康（Hoffmann，et al.，2019）。因而，本文采取多维度指标测量的策略。由于涉及动态分析，而成人的受教育程度基本已经固定，本研究以职业地位和收入来测量社会经济地位。职业地位以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衡量，不在职的记为0。收入的测量为家庭人均年纯收入，经过调整后与基线测量可比，取对数。控制变量包括可能混淆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关系的常见变量。首先是基线测量的恒定变量，包括最高受教育年限、年龄、父母最高受教育水平以及父母最高职业地位。其次是动态变量，包括是否患有慢性病（过去六个月内）、是否在婚、是否居住在城镇、是否居住在北方。此外，本研究还纳入了与肥胖相关的风险行为：是否吸烟以及是否喝酒。表1、表2综合展示了我国城镇居民社会经济地位及肥胖状况的总体变迁趋势。首先，男性整体上比女性更加肥胖，而两性在6年间均呈现肥胖加剧的趋势，表现为逐年上升的BMI，以及持续增长的超重及肥胖人群所占比例。此外，男性的职业地位显著高于女性，家庭人均年纯收入未呈现明显的两性差异。两个SES指标均显示了持续上升的趋势。在健康行为上，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吸烟喝酒，但数据显示这两种风险行为在两性中均呈现略微下降的趋势。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患慢性病，且女性患慢性病的比例在缓慢增加。在较为稳定的婚姻状态以及居住地上，只出现了轻微的波动。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时间趋势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人内（within person）变化，会受到各期调查样本变化的影响。除了上述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变量外，本文的分析还包括基线测量时的样本特征，男性样本的最高受教育年限和年龄高于女性，但在家庭背景的两个测量指标上，性别差异并不显著。
（三）模型
本文的分析分为三步：首先是横截面数据分析，复验已有研究中的相关关系；其次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未观测到的第三变量的影响；最后是动态的结构方程模型，呈现可能的双向因果关系。针对相关性的分析，本研究使用模型（a）：
其中，个体i在年份y的肥胖水平OBESi是由其在年份y的SES（SESiy）以及同期其他相关变量（Xiy）决定的，本研究还在模型中控制了调查年份虚拟变量Yi。
在相关性发现的基础上，本研究首先处理第三变量缺失的挑战，检验诸如人格特质、基因遗传和其他不可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人特征对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之间因果关系的影响（Locke，et al.，2015；Kim，2016；Smith，2016）。该分析使用个体层面的固定效应模型，如模型（b）所示：
其中，个体i在时间t的肥胖水平OBESit是由个体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αi、个体在时间t的社会经济地位（SESit）及其他相关变量（Xit）决定的。为了排除与年份相关的混淆性结构变量的影响，本研究也控制了调查年份的虚拟变量（Yi）。最后，针对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本研究使用了交叉滞后面板模型。有学者（Franks and Atabaki-Pasdar，2017）综述了肥胖研究的因果推断方法，认为结构方程模型作为一种多元路径，可以探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方向。现有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与整体健康的研究中，不少已经采用了交叉滞后面板模型来检验双向因果关系（Chandola，et al.，2003；Hoffmann，et al.，2019）。然而，还未有研究使用该方法验证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关系。本研究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分别计算了BMI和职业地位及收入的交叉滞后关系，尝试为社会决定论和身材筛选论的相对解释力提供量化证据。具体地，本研究使用CFPS2010、2012、2014、2016年动态平衡样本的SES和BMI的测量，控制基线调查时一些可能的混淆变量，在社会经济地位和肥胖的同期相关和它们分别的自身预测相关关系外，估计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之间跨时期的直接效应（梁玉成、陈金燕，2019）。
（一）相关关系：初探性别差异
本文分析的第一步是重复已有研究的策略，将四期追踪调查数据作为独立的横截面数据集合起来分析，探索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之间的相关性及其性别差异。这一步分析的作用是“桥架”（bridging），即排除后文分析的不同结果是由数据、测量等因素造成的可能性。表3中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指标之间均以“↔”连接，代表相关关系。模型1和2是将BMI作为连续变量进行OLS回归分析的结果：首先，职业地位与BMI的相关呈现了清晰的性别差异：对女性而言，职业地位越高，BMI越低；对男性来说，职业地位与BMI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于收入与BMI，女性和男性都显示出了正向相关，尽管女性的系数显著小于男性。模型3和4的因变量是肥胖类别，结果展示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各肥胖类别（相对于正常类别）发生可能性的影响。结果基本与BMI模型一致：职业地位与女性超重和肥胖的可能性呈负向相关，但与男性超重和肥胖的可能性呈正向相关；收入与两性超重和肥胖的可能性均呈正向相关。上述发现特别是职业维度上的性别化相关关系，与已有的基于中国样本的研究基本一致（Xiao，et al.，2013；Pei，et al.，2015；孔国书、齐亚强，2017）。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还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相关在不同的维度上存在差异：尽管职业地位与女性的BMI及肥胖类别之间为负向相关，但收入与肥胖指标的关系在两性中却显著为正。这说明在考察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时，需要对不同维度分别进行分析。
尽管如此，在对职业和收入这两个维度与两种肥胖指标关系的探索中，本研究依然观察到了明显的性别差异，具体如图1所示。相较于男性，女性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相关度更小，甚至为负向。这种性别差异在全样本交互项分析中被证明具有统计显著性。
虽然相关性分析能揭示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初步关联模式，但仍不足以形成因果关系的证据。因此，本研究利用长期追踪数据的优势，逐一克服遗漏变量偏误和忽略双向因果的问题。
本文迈向因果估计的第一步是处理第三变量遗漏偏误问题。使用个体层面的长期追踪数据能够控制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无论这些因素是否被观察到。对于那些随时间变化的宏观因素的混淆性偏误，本研究通过在模型中纳入调查年份的虚拟变量来处理。表4在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体层面的固定效应，其中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指标之间均以“→”连接，代表控制混淆变量后的一种因果关系。与表3相比，表4中一个明确的变化是，在女性样本中，职业地位和收入这两个指标与肥胖的相关关系均变得不显著。与此相反，在男性样本中，职业地位与肥胖的正向相关依然存在且明确，收入与肥胖的正向相关度虽然大幅度降低，但仍然存在。上述分析结果揭示了潜在的混淆性因素不可忽视的影响，以及该影响的性别差异。对女性而言，基于横截面数据分析发现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相关很可能是由未能观测到的遗漏变量引起的。对男性而言，社会经济地位特别是职业地位与肥胖的正向相关则更少受混淆性偏误的影响，更可能具有因果关系。
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基础上，本研究使用动态的结构方程模型估计职业地位和收入与BMI的双向因果关系。交叉滞后面板模型已被用于探索双向因果关系（梁玉成、陈金燕，2017），也被应用在澄清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双向因果关系上（Chandola，et al.，2003；Kane，et al.，2018；Hoffmann，et al.，2019）。基于本研究的目的，我们在模型中纳入同一样本在2010、2012、2014和2016年的职业地位和收入与BMI，并控制可能造成混淆性偏误的基线特征，允许不同时期的职业地位和收入之间以及BMI之间的自相关，以及同一时期内职业地位和收入与BMI的相关后，聚焦于一系列的交叉滞后系数。图2显示了基于职业地位的分析结果。首先，BMI和ISEI都显示了很强的自相关性，相邻两期数据的ISEI之间的正向相关比相邻两期BMI之间的正向相关更弱。本文关心的双向因果由两组交叉滞后系数体现。对于社会决定论（ISEIt-2→BMIt），本研究观察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的职业地位对其两年后的BMI有正向影响，女性则基本未体现显著影响。对于身材筛选论（BMIt-2→ISEIt），研究结果则展示了更清晰的性别异质性：女性的BMI越高，其两年后的职业地位水平越低；男性则相反，BMI会显著提升男性两年后的职业地位。
图3展示了基于收入的分析结果，与职业地位一样，BMI和收入均呈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相关性。就因果方向而言，社会决定论（收入t-2→BMIt）对两性而言在整体上均不显著；而身材筛选论（BMIt-2→收入t）则展现了性别差异：对男性而言，BMI会显著增加其两年后的收入，但对于女性，这种正向因果影响则微弱很多。在双向因果的背景下，本研究的动态分析结果部分地证实了假设1和假设2，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维度以及年代之间的异质性。
本文以肥胖作为健康后果的一个指标，利用四期横跨7年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个体层面追踪数据，对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性别差异进行了考察。本研究得出以下几个主要发现：（1）在基于横截面数据的相关关系上，男性的职业地位/收入与肥胖存在正向相关，而女性的职业地位与肥胖呈负向相关。（2）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个体固定效应以及与年代相关的混淆性因素的影响后，上述相关关系显著变弱，但仍然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的职业地位和收入对两个肥胖指标均不具有显著影响，而男性的职业地位仍会显著增加其BMI和超重的可能性。（3）交叉滞后面板模型的分析结果有助于我们探析双向因果关系：对女性而言，身材筛选机制可能起主导作用，特别是以职业地位来测量社会经济地位时，BMI会显著降低女性在两年后的职业地位。对男性而言，正向的社会决定机制和身材筛选机制同时起作用：一方面，职业地位会增加男性两年后的BMI；另一方面，BMI也会对其两年后的职业地位和收入产生正向影响。肥胖作为新时代我国民众健康的一大挑战，已经引起了众多关注。新的生活方式在如此广泛的人群中留下的身体印记，不仅重塑着个人的健康和身材，也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和医疗保障的沉重负担。在“腰围改变中国”的今天（弗伦奇、格莱博，2012），以社会学的视角重新审视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关系无疑是必要的。在已有众多相关性发现的基础上，本文初步探析了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展示了该因果关系中清晰的性别差异。本文发现，对女性而言，一方面，一些未观测到的遗漏变量可能同时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和肥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基于肥胖的负向筛选，即BMI越高，女性两年后的职业地位越低。因此，已有研究中发现的“女性地位越高越苗条”可能是遗漏变量与身材筛选共同作用的结果。已有研究中“男性地位越高越肥胖”的模式则可能由社会决定机制和反向的身材筛选机制共同作用：一方面，男性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更高的职业地位会显著增加其肥胖的可能性，这与已有研究中指出的以应酬文化、过快的生活节奏、不规律的饮食以及缺乏锻炼为特征的“事业型导向的生活方式”也许颇有关联（Levasseur，2015）；另一方面，男性身材的强壮甚至超重被认为是有权力、有威严的象征（Xiao，2013；Pei，et al.，2015；孔国书、齐亚强，2017），可能会在其地位获得的过程中起到促进作用。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本文的发现勾勒出我国民众的地位获得与其健康后果之间的独特关系。与西方国家类似的是，中国的女性也处在“瘦即为美”的社会规范压力之下（Puhl and Heuer，2009），肥胖的身材会显著降低女性未来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几率。男性样本展现的模式则与西方社会不同：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并未带来更健康的身材，同样，劳动力市场也不会歧视超重或肥胖的身材。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这种复杂关系印证了已有研究的发现。王甫勤（2017）研究发现，我国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展现了健康型和风险型生活方式的混合模式，一方面的确更加健康，但同时更多受到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缺乏休息、锻炼不足。也有分析指出，我国民众的饮食结构迅速地从高碳水食物为主转向高脂、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这种饮食上的转型与收入上涨存在很强的正相关（Du，et al.，2004）。本研究发现的收入与肥胖之间稳定的正向相关也部分地反映了上述转型。作为对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动态关系的初步探索，本文还存在不少局限，有待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深入。首先，本研究未能对社会经济地位的两个维度与肥胖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深化，已有研究中显然有更深入的探索（Ball，et al.，2002）。职业与收入呈现的相反影响背后很可能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机制，要在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展现多维度的影响，有赖于进一步分析。此外，本研究只涉及了线性关系，已有不少研究揭示了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在中国的非线性相关（Shimokawa，2011；Bonnefond and Clément，2014），未来的因果探索应该考虑非线性的关系如何体现在因果关系上。此外，本文也未能对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关系在不同群体中的异质性进行深入考察。已有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相关关系在不同年龄群体中呈现差异化的模式（Zhang and Wang，2004；Seubsman，et al.，2010），这种差异背后存在何种因果过程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在方法上，本文的分析策略是分两步进行因果估算，未能在同时考虑固定效应和双向因果关系的框架下考察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关系。近年来，计量经济学领域出现了诸如基于广义矩估计的Arellano-Bond方法、基于最大似然估计法的动态结构方程模型（Allison，et al.，2017）等。这些方法都可以为类似本文的因果探索提供新的研究灵感。最后，肥胖作为健康后果有其特殊性，我国已有大量相关研究发现了健康的社会梯度，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群越健康（王甫勤，2012；胡安宁，2014；焦开山，2014；郑莉、曾旭辉，2016等），这些相关性发现背后的因果关系如何，显然可以参考本文的分析思路，进行更深入的系统性考察。